清代前期，由于人口激增，內地人地矛盾不斷尖銳，于是便出現了向人煙稀少的邊遠或未經開發的深山老林地區的“長時間，大規模”的流動現象，至鴉片戰爭前后，由內地諸省遷往邊遠省份人口總計有700萬～800萬。同時，游民隊伍也在與日俱增，不斷擴大。嘉慶八年，滯留北京街頭的“無業貧民”就有8萬人之眾。四川省“游民極多”，僅成都“每日清晨城門啟后，四門進城者不下兩萬人”。蘇北一帶每到秋冬之際，“游民百十為群”，乞食四方。流民、游民的大量存在，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摘編自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

明代后期，正值西歐殖民者在東亞海域為爭奪中國商品而展開激烈的商業競爭時，“隆慶開關”開放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一處口岸，允許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對外貿易，并且仍禁止對日貿易。盡管如此，仍使中國海外貿易得以迅速發展，大量的海外貿易船涌向馬尼拉等地，以中國的生絲、絲織品換取大量的墨西哥銀元和日本白銀，隨之亦形成了一股海外移民浪潮。

——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貿易與海外移民》

中國人口的國際遷移現象自產生到現代，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最早可追溯到秦漢時代早期的國際遷移，即始發階段。唐宋元明時期進入自發遷移階段。明中葉以后，開始進入被迫遷移階段。“一戰”到建國時期，處于推動遷移階段。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人口的國際遷移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據朱國宏《中國人口國際遷移的歷史觀察》整理

自清中期開始，內地人口持續且較有規模地遷往新疆、內蒙古、東北、臺灣等邊疆地區。乾隆中期統一天山南北后，制定了積極的移民實邊政策，由此陜甘等省份的貧民紛紛前往新疆認墾土地，謀求新生活。自康熙后期始，內地犯禁留居蒙地和東北的漢族移民不斷增加，雖然乾隆時期頒布禁令，但移民浪潮已成。清后期，隨著清廷禁令的松弛，內地人口大規模的遷居蒙地、東北?？滴醵昶蕉ㄅ_灣后，清廷實行封禁政策以加強控制，限制沿海居民渡臺墾殖，卻難以阻止因人口壓力導致的偷渡入臺。雍正時，清廷允許在臺居住的漢民搬眷后，臺灣人口開始大幅度增長。乾隆二十九年臺灣開禁，由此出現移民臺灣的高潮。清廷在邊疆地區逐步確立了戶籍管理制度，不僅表明清廷對邊疆人口管理體制的改變，更表明清廷對移民身份與定居事實的法律認可。

——摘編自褚宏霞《清代移民戶籍管理措施與移民新趨勢》

中國區域間人口流動在近代以前就已十分普遍，近代列強在對我國實行軍事侵略和政治滲透同時，強行在我國沿海沿江地區開辟通商口岸傾銷貨物和掠奪物資，與此同時，近代工業的出現并以較快速度發展，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的人口流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出現了人口在鄉村與城市之間以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較大規模流動。從同一區域內部看，東部沿海沿江地區鄉村人口流向城市規模大于西部內陸地區，從不同區域來看則呈現由內陸地區向東南沿江沿海單向流動。

———摘編自魯克亮陳煒《略論近代中國區域城市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在古代南下移民的長河中，有三次浪潮使南方農業文化的發展出現三次飛躍。第一次發生在西晉永嘉之亂后，南來的北方僑民，使江淮一帶的農業經濟在東晉南朝時期取得長足的進步，將三國以來南方已經加速開發的勢頭更加推向前進。但是唐朝安史之亂將北方諸道化為千里蕭條的災區，大批難民蜂擁而至淮漢以南地區，形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南方經濟以安史之亂為轉折點，已足與北方抗衡。靖康元年，金人南侵，宋王室輾轉南逃杭州，大批北方各階層人士隨之南遷，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南方經濟再度加速發展。從東漢末年到兩宋之際的八百年，開始并完成了經濟重心向南轉移的全過程。

———摘編自周振鶴《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

西漢剛建立時，劉邦便下今讓因戰爭逃亡山澤的百姓回歸故里，并恢復其原有的爵位和還今“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底人”。高祖七年（前200年）詔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免除役使兩年）”。忠帝六年（前189年）詔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征收五倍算賦）”。據袁祖亮先生研究，西漢前期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約為12%。在此基礎上，“西漢初年的人口為1400萬；文景之際全國人口已達2500多萬；景武之際已達3000多萬；在武帝前期可能出現3400多萬的人口高峰”。到了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人口已達到5900多萬的高峰。漢武帝時期，出現了“京師之錢界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的繁榮局面。

——摘編自袁延勝《略論漢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會影響》

通過西域傳來的印度、中亞、西亞文明和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來的南亞文明，對唐代中國產生重大影響。在唐三彩及唐詩中，駿馬、駱駝和胡人，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化符號，這也是絲綢之路興盛的具體體現。而玄奘西行則自覺承擔了溝通往來、傳播文化的使命。唐代文化對朝鮮、日本等國家的發展影響廣而深，這些影響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摘編自袁行霈《中華文明史》

（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兩大帝國的擴張。這兩大帝國的擴張無疑是古代史上突破相互孤立隔絕的重大事件。但也許橫貫于亞歐大陸古道上的商隊來往……對古代世界各地生產技術、文化知識的傳播更為重要。

社會變革是一種綜合性的總體變革，在明清江南首先是從農村中擠出的大量過剩人口往往被封建貴族所吞噬，成為男優女婢，成為青樓娼妓，成為夫傭仆。江南大家蓄奴之風盛行，以至被人稱為“第二次農奴化”，人口的價格低賤，一個婢女抵不上一斤人參，家養奴婢千人，在富紳之家是負擔得起的。城鎮中的手工業太薄弱，我們從地方文獻與碑刻中看到，踹工、染工的僅有收入往往被胡亂花在酒肆、賭場與戲館中，缺乏必要的儲蓄欲望。有益于社會生產發展的，從質量競爭變為價格競爭的新消費經濟沒有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在明清江南，實在談不上有所謂“市民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對抗。

——摘編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史叢稿》